血路救贖 第八十七章 覲見,新政之弊利

    琉璃瓦在陽光下閃耀着燦爛的光彩,宮殿高大、巍峨,震懾人們的靈魂。

    頤和園的仁壽殿裏,老狀元張謇正在接受慈禧的召見,面對慈禧的詢問,他直言官制的混亂和行政效率的低下,以及為推行新政籌措資金,國家財政陷入兩難的窘境稅收加重,官吏盤剝,民間怨聲載道等世情。

    慈禧已年屆七十,腰杆雖挺直,但耳朵已有些背,誰又知道她已進入生命倒數的第五個年頭。

    聞聽張謇所言,她半晌無語,然後長嘆一聲,「我久不聞汝言,不想政事敗壞如此。你可以問問皇上,現在召對臣工,不論大小,甚至連縣官也時常召見,哪一次我不是用言語以求激發天良,要求他們認真辦事?萬不料竟全無感動!」

    「國家衰弱,海外留學生亦對官員**和憲政進程不滿,紛紛擁護革命,民心渙散令人震驚。」張謇繼續說道:「若要收拾人心,微臣所得,非立憲不可。」

    「兩江總督端方、黑龍江巡撫程德全等,亦上折警勸朝廷,如今反清革命日趨高漲,應趕緊俯從多數希望立憲之人心,以弭少數鼓動排滿之亂黨。」慈禧停頓時了半晌,謹慎地說道:「朝廷亦有派遣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之意,如今看來,倒是要抓緊了。對了,汝是從天津來?」

    「回太后,微臣是從天津來京。」張謇如實答道。

    「汝曾見過袁世凱?」

    閱歷豐富的張謇立刻明白了慈禧的用意,淡定地回答道:「微臣奉召恭請聖安。未覲見天顏,不敢往見別處。」

    當時地方大員的權力日漸坐大,特別是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時東南各省官員的自保行動。令逃往西安顏面掃地的慈禧頗為惱怒,因此對時任直隸總督、北洋大臣的袁世凱,既要倚重又暗存戒心。她這一襲擊式的逼問,就是想獲悉地方大員有沒有在她眼皮底下結黨壯大私人勢力。

    慈禧似乎鬆了口氣,轉而問道:「上海冒出的陳文強,風頭很盛啊,汝與他可有交往?他又是怎樣一個人?」

    「回太后。微臣與陳文強有交往,依微臣觀之,其遊歷西洋求學。所知所得之科學在某些方面抑或已超過洋人。」張謇啟奏道:「又兼其天資聰穎,奇思妙想層出不窮,若論對洋務之嫻熟,微臣未見國內能及之者。盧家灣建設日新月異。建廠通電。情景比之租界亦不遜色。」

    「那他的政治傾向於哪一邊呢?」慈禧不放心地問道。

    「微臣愚見,擁有龐大產業者,多數都希望有一個安定的社會政治環境,害怕動亂、力求安定……」張謇以己度人,說着自己的判斷。

    工商界的經營者,為什麼多是立憲派,其實正是張謇所說的理由。因為,社會安定正是他們的事業能否發展。是否會遭到破壞的首要條件。所以,他們希望改革。但更希望這種改革能儘可能地平穩過渡。

    「既是洋務嫻熟,又干出了幾件令洋人都讚佩的大事,朝廷欲成立農工商部,可否任其為官哪?」

    「微臣以為朝廷可先嘉獎之,再看他是否願意入朝為官。」張謇沉吟着說道:「其所發明的新藥能救千萬人生命,國際上極為讚譽。聽聞瑞典有一獎項曰諾貝爾獎,十分尊貴崇高,亦欲頒授給他。對此等振我國家聲名,揚我國人志氣的人才,朝廷應不吝褒獎,方顯圖新改革之誠。」


    「汝說得也有道理。」慈禧點了點頭,「這個陳文強倒是爭氣,讓洋人不敢笑我大清無人。嗯,你回去告訴他,讓他忠良勤政,多為朝廷出力分憂。這高官厚祿,朝廷是少不了他的。」

    「是,微臣記下了。」張謇恭謹地答道。

    洋務運動後,清廷已意識到工商業是強國之本;庚子事變後,慈禧太后也意識到,提振國勢挽回人心,非選擇變法道路不可,於是宣佈實施新政,內容包括辦新學、練新軍等。

    但實施新政便要花錢,苦於財政應付庚子賠款導致經費缺乏的滿清朝廷當然十分窘迫。於是,捐官便成了一個資金來源,不僅對國內商人,而且對對華僑僑商的態度也發生一百八十度的轉變,開始鼓勵他們回國投資公益事業和發展實業。甚至慈禧也放下架子,召見從南洋蘇門答臘島前來的華僑商人張榕軒,任之官職,希望能帶動華商回國投資,並且捐資輸血支持朝廷的新政。

    而商人們也樂於通過捐納巨資,獲得政治地位的步步提升。比如張榕軒,用金錢開路,官職也是一升再升,初授福建同知,繼升花翎三品銜、江西補用知府,直至花翎二品頂戴、廣西儘先補用道。

    不可否認,這一時期滿清的改弦更張對工商人士,以及海外的華僑華人是有好處的。比如清廷在南洋設立領事館,開始注意保護當地華人的利益;對商人也放寬政策,由國內商人和僑商承攬的滬寧、滬杭、潮汕等鐵路,都建成通車。

    但新政由於官員**,保守勢力阻礙,最主要是資金匱乏,而有所反覆。而施行新政的成本無疑又攤派到稅賦中,又增加了百姓的負擔,形成了越是改革,百姓怨氣越大的惡性循環。相反,「新政」倒是為革命者準備了可資發動的基本力量——新軍與新式知識分子,預備立憲期間關於民權思想的公開宣傳與歷次國會請願運動的實踐,更為民國的創建提供了條件。

    再加上歷史欠賬太多,上百年來旗人的特權,對漢人的欺壓,實質上立憲成功是基本不太可能的事情。除非滿清貴族以最大的誠意,以最有勇氣、魄力的放權,形成實際上以漢人為主體的政治體系,才有那麼一點點希望。但——這是不可能的。

    結束了覲見,張謇走出了頤和園,坐上馬車前往住處。一路上,他都是若有所思,表情也不斷變幻。

    此次入京覲見,一來是奉召;二來是為了馬上要建立的合資銀行向清政府度支部申請鈔票發行權;第三個目的則有些不好訴諸於外。經慈禧一問,張謇更猶豫着是否要繼續按照自己原來的想法行事了。

    天津的北洋大臣袁世凱與末代狀元張謇曾有過一段不同尋常的糾葛,在名義上,張謇還可以稱為袁世凱的老師。直到在一八八四年,袁世凱轉而投靠政治大鱷李鴻章後,「露才揚己」,毫不避忌。致使舊主吳長慶難堪,恩師張謇氣絕!為此,張謇寫下絕交信,從此割席。師徒二人從此不通音信二十年。

    來京之前,張謇曾給袁世凱去信,主動要求復交,這在當時需要有很大的勇氣,而這種勇氣來自於政治鬥爭的需要。因袁世凱已今非昔比,不再是個名不見經傳的營務處管帶副營,而是身居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政壇要員。張謇當時為運動立憲而奔走呼號,急欲爭取得到袁世凱的支持。

    於是,政治理想的光芒融化了私人恩怨的堅冰。張謇寫信給袁世凱,希望其效法日本的伊藤博文,「主持立憲」。袁世凱也及時回信,雖雲尚需時日,但「願為前驅」。

    不想朝廷對袁世凱如此猜疑。張謇思來想去,認為暫時不宜與袁世凱直接接觸,以免朝廷和慈禧疑忌。二人只通過書信來往,並不外露已經聯絡的事情,一在朝一在野,同聲呼籲立憲,效果應該更好。

    思慮已定,張謇長長地吐出了一口氣,覺得心情暢快了許多。有了慈禧的支持,鈔票發行權基本上是沒有問題了。而順勢給陳文強請了賞賜,則是意外收穫。在他想來,陳文強既已經在上海建立基業,被爭取到立憲派中是早晚的事情。如此年輕有為的俊才,聲望日高,正可以成為他的助力,或者是接過他的立憲大旗的接班人。

    …………….

    托克維爾在《舊制度與大革命》中曾闡述了一個定律: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,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……革命的發生並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,最經常的情況是,一向毫無怨言、仿佛若無其事地忍受着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們,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,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。

    通俗地講,托克維爾定律其實就是一種「鬆動崩潰論」,它否定的是傳統智慧所說的「殘暴崩潰論」。也就是說,在君主殘暴時通常不會崩潰,在鬆動時反倒崩潰了。它的道理就在於**殘暴的時候,人們往往沒有能力進行反抗,也看不到革命勝利的曙光;一旦君主**出現鬆動,一方面自由行動給人們帶來了革命的機會;另一方面,手銬被打碎,就會使得腳鐐的存在變得更無法容忍。

    據陳文強所知,有兩個案例,即蘇聯末期和清朝末年的改革,可以印證托克維爾定律。兩個政權都是在政治鬆動和力圖改革時,導致的全面崩潰。所以,他與別人的思路是不同的,並不認為滿清的立憲和改革是對革命的削弱,反倒認為這是給革命提供的機會。(未完待續。。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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